王东京教授的新著《与官员谈中国经济》一书，最近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。这是作者1998年出版的《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学》一书的姊妹篇。用随笔的形式讨论沉重的经济问题，突出一个“谈”字，而且谈得如此潇洒自如、平实晓畅，应该说是值得称道的。
王东京教授是一位勤奋的学者，行万里路、读万卷书是他的信条。在紧张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，他不辞劳顿，走遍了全国几乎所有的省区，深入到企业乡村进行调研。与各地官员和企业家、与各层次人士的广泛接触，使他更能贴近经济现实，把握热点问题。无论是讲学还是著书立说，他总是力图把握经济生活的脉搏，对症下药，有的放矢。《与官员谈中国经济》一书的选题，涵盖了国企改革、金融财税、农业发展、科技教育等许多领域，而且对书中涉及的每一个问题，都做了引人入胜的分析，提出了启人心智的建议。读这本书时，我的耳边常响起张闻天同志的一段话：“过去毛泽东同志常常告诉我，他有时对于一件事情，感觉到毫无主意，感觉到沉闷，一同群众和下层干部接触之后，主意就出来了，人也感觉轻松了。”这里讲的其实就是理论来自实践的道理，我感到《与官员谈中国经济》这本书，就具有这方面的鲜明特色。
人们常说，理论是灰色的。但在王东京教授的笔下，它却是鲜活的、跳跃的。一个个巧妙的比喻，一个个精当的例子，常能点透那些晦涩难憧的经济原理的实质，给人以拨云见日之感。比如在《政府职能如何定位》一文中，作者写到：“在经济学大师亚当·斯密看来，政府最好什么也别做，只当个‘守夜人’，晚上别人休息的时候，他出来打一打更，看一看门，报一报‘平安无事’，就可以了。到了凯恩斯时代，政府的责任更大了，要管的事也更多了；这个时候，看门的老头变成了居委会的老太太……后来，福利国家兴起，政府就更忙了，从摇篮到坟墓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画，它都要管一管。相比之下，这个时候的政府，更像一个家庭保姆”。再比如，谈到消费观念应当革命时，作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：一位美国的老太太，年轻时就贷款买了房，以后逐月还贷，临死之前终于还清了贷款；而中国的老太太年轻时不敢贷款买房，只是每月存钱，到了暮暮之年终于买了自己的房子，但没住几年，就撒手人寰了。这两种消费观念，哪一种更先进呢？当然是前者。前者虽然负了一辈子债，但却住了一辈子房，后者虽然一辈子没有负债，但也一辈子没有住上房子。这样的论述，亦庄亦谐，机智洒脱，既准确，又传神。虽然笔墨不多，却让人回味无穷，过目难忘。
在本书的前言中，作者写到：当年王明从莫斯科回国，喝了一肚子“洋墨水”，自诩正宗，瞧不起毛泽东“山沟里的马列主义”；但实践证明，“山沟里的马列主义”反而更能解决中国的问题。回味这段历史，王东京教授从中引出了全书的脉点，就是“中国的经济学，应该根植于中国的土壤，成为‘山沟里的经济学’，中国的经济学家，应该努力成为‘山沟里的经济学家’。”按中国的古话，经济学本来就是经世济民之学。王东京教授的这部新著向我们展示的就是这种活的经济学、通俗的经济学，也是我们大家的经济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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